9月16日，“錯綜的視線：早期攝影在東亞（1850年代-1919年）”影像研究展在湖南長沙謝子龍影像藝術館開展。展覽以謝子龍影像藝術館收藏的費利斯·比托等外國攝影師的早期東亞攝影作品為核心，通過與海內外20余家學術機構及多位藏家展開合作，呈現510余件視覺作品，多維度地探討早期攝影在東亞的展開，呈現各種意圖驅使下攝影所記錄到的近代東亞的歷史社會景象。
展覽現場
展覽現場 此次展覽分四個單元：“西潮東漸：大變局中的東亞景象和圖像” “凝視他者：來自西方的攝影觀看” “交錯的視線：東亞內部的自審與互視”及“特別版塊”。 展覽策展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顧錚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展覽的研究視野涵括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以發生在1850年代至1919年的攝影實踐為線索，綜合展示這一時期里攝影在觀看和記錄東亞各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所展開的具體實踐，既展現了來自不同國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抱持不同目的攝影者眼中的東亞歷史文化和社會景觀，也展現東亞早期攝影的自身狀態，以此探索全球帝國主義時代里發生在東亞的攝影實踐的作用、意義和價值�！�
展覽現場 水彩畫、銅版畫、年畫、浮世繪、石印圖像……在展覽的序章部分可以看到攝影傳入東亞之前，具有各地區特色的媒介作品。這一時期的東亞視覺藝術，以與社會大眾具親和力的“低藝術”樣式為主，對彼時西方現代文明的傳入與影響做出了某種回應。在日本和中國沿海地區，西潮的“新奇”視覺信息的獲取和傳播成為大眾的新需求，而視覺消費，也逐步成為了當時大眾生活的內容之一。這同時促成了視覺消費受眾市場的形成。
傳統主題及描繪明治維新與文明開化主題的浮世繪作品，原作由湯黎健收藏
三代歌川國貞《東京開化名景觀：新橋鐵道》，1874年，木刻版畫，原作由湯黎健收藏 在一幅謝子龍影像藝術館收藏的浮世繪中可以看到，由于照相機的出現，黃包車夫和周圍民眾被嚇得人仰馬翻。這種新舊事物的沖撞感，在這批浮世繪中都有體現，比如火車這種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現，橫濱開港后的情況等等。
展覽現場，吸揉了西畫手法的中國人肖像 與這批浮世繪對照展覽的，是同一時期在上海這樣的口岸城市，圖像消費成為了市民生活中重要的樂趣。當時涌現了一批描繪中國沿海風景、內陸風景或者市民生活的油畫、水彩畫、銅版畫以及根據攝影翻成的銅版畫。集納大量中外現代生活信息的《申江勝景圖》和《點石齋畫報》等石印圖像和畫報，以及吸揉西畫手法的肖像與風景繪畫等作品，也可令觀眾一窺豐富多樣的東亞視覺媒介。
《從烏山拍攝的福州城俯視圖》，載于法國《畫刊》），1884年，原作由徐希景收藏
展覽現場 上海小校場年畫 展覽中還有上海藏家張偉收藏的小校場年畫作品，在這些年畫中既有曾國藩、太平天國這類歷史主題的表達，也有火車、馬戲團等社會主題的表達。顧錚介紹：“這些圖像集合起來，既可以看到西洋事物是如何在中國的印刷媒體中得到呈現。也拼貼出了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西潮東漸的一種景象�！�
約翰·湯姆遜《恭親王》，1868-1872年，圖片來源于影上書房 “凝視他者：來自西方的攝影觀看”單元則呈現將攝影帶入的西方攝影師從各自的視角和身份記錄到的早期東亞的社會景觀。這一單元以謝子龍影像藝術館收藏的費利斯·比托、威廉·桑德斯及方蘇雅等人的作品為核心，結合西德尼·戴維·甘博的中國攝影、G·普拉特的中國日本相冊及約翰·湯姆遜等人拍攝于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的照片所組成。這些照片中包括了發生在東亞的某些重要歷史事件（如第二次鴉片戰爭等），同時也從多個方面呈現了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早期東亞地區形態各異的社會風俗和文化景觀。
展覽現場作品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意大利裔攝影師費利斯·比托隨英法聯軍進入中國，擔任隨軍攝影。他的鏡頭見證了西方列強堅船利炮和清政府的土槍土炮的對決。這些影像作品在成就他“戰爭攝影先驅”之名的同時，也記錄下了清政府喪權辱國的恥辱。
費利斯·比托《大沽口炮臺》，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上圖：費利斯·比托《恭親王》，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下圖：費利斯·比托《額爾金伯爵》，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現場展出了一組比托拍攝的清政府官員和英國官員的肖像照，面對敵方的攝影師，清政府官員的姿態與表情顯得復雜而閃躲。
費利斯·比托《雍和宮》，1860年，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比托于1863年左右離開中國，前往日本橫濱開設了照相館，制作并出售記錄了日本風景、風俗及日本人肖像的相冊，掀起了“橫濱寫真”風潮，影響了日本攝影的發展。1871年，他又被聘為美國遠征朝鮮的隨軍攝影師，留下了外國人最早記錄朝鮮景象的一批影像。
西德尼·戴維·甘博《甘博父子三人在街上拍照》，1908，浙江杭州，原作藏于杜克大學魯賓斯坦圖書館 美國人西德尼·戴維·甘博是一位訓練有素的社會學家和業余攝影家。1908年至1932年間，甘博四次訪華，三次旅居中國，調查中國的城鄉社會生活，留下了一個由5000余幅黑白照片、彩色幻燈片，以及30盤16mm電影膠片組成的中國社會影像檔案，為中國現代的重要歷史時期保存了豐富的視覺文獻。
展覽現場，甘博的作品陳列 “以比托為代表的這批西方攝影師，他們對于東亞地區的觀看，既體現了他們對于東亞傳統、歷史和現實的人文興趣，也體現了以實力為后盾的帝國主義視覺欲望的某種擴張性，”顧錚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作為視覺資料，這些作品呈現并保存了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早期的東亞地區形態各異的社會生活、風俗和文化景觀，但我們在感受他們對于東亞這個東方異域的某種迷戀和想象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他們對東亞視覺書寫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局限�！�
展覽現場，西方攝影師鏡頭下的日本
展覽現場，西方攝影師鏡頭下的日本 與上一個展覽單元相對的，“交錯的視線：東亞內部的自審與互視”這一單元呈現了發生在東亞區域內各國攝影者相互間的觀看和各國各自的本土攝影實踐。相較于西方的攝影觀看，這些“交錯的視線”給出了有關早期東亞攝影實踐的較為豐富呈現，平衡了此前來自西方攝影觀看的單向性的不平衡狀態。 顧錚希望通過這個部分，引發一個思考：互為他者的東亞各國，在什么樣的具體歷史條件下，有可能通過攝影觀看以達到相互了解的目的？ 自審部分，在中國方面，有現代畫家丁悚的上海美專教學景象和他保存的上海五四運動新聞照片，以及中國攝影家拍攝的京張鐵路工程攝影和拍攝者不明的上海海寧洋行蛋品加工廠照片。
展覽現場，《京張路工攝影》 展廳現場的一組《京張路工攝影》信息十分豐富�！毒⿵埪饭z影》主要記錄的是中國自主設計和修建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沿線各站點、主要路段實景以及通車典禮情況。為清末民初著名攝影師譚景棠于1905-1909年間拍攝，上海同生照相館制作。它對于中國鐵路發展史以及中國現代化實踐的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展覽現場 這些照片，既展示了中國人在工業現代化“硬件”建設方面的努力、艱辛和決心，也保存了致力于文化建設的“軟件”方面的具體實踐的證據。這同時證明了中國人自主觀看與記錄自己的現代化進程通過攝影體現出來的努力。同時，也可以從有關五四運動的不同地點（上海和北京）的攝影圖像的對比呈現，感知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
左：黎芳《廣州大員坐像》，蛋白印相，圖片來源于廣東美術館 右：黎芳《香港，背著孩子的中國女人》，1880年代，蛋白印相，原作藏于謝子龍影像藝術館 在社會生活圖景方面，黎芳不可忽略。黎芳是中國早期攝影史上重要的商業攝影師，據英國學者泰瑞·貝內特考證，黎芳約于1870年創辦華芳照相館，這是中國近代經營成功且延續時間較長的照相館之一。華芳照相館除了拍攝人物肖像，也擅長風光攝影，在西方人中享有很高的聲譽。華芳照相館曾將所拍攝的福州、香港、廣州、汕頭、廈門、天津等沿海城市的風景照制作成相冊出售，頗受歡迎。照相館所拍攝的影像品質極佳的風景和人物大尺寸照片，記錄了19世紀中后期中國的社會圖景，是尤為珍貴的視覺文獻。
川村《傳統婚禮》，1900年代早期，原作藏于韓美博物館 而在朝鮮半島，由韓美博物館提供的展品，也向觀眾展示了韓國早期攝影的面目。 互視部分，包括了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的有關中國和朝鮮的攝影及日本佛教學者青木文教的中國西藏攝影等�！斑@些由東亞各國攝影家拍攝的照片，雖然局限各異，但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發生在東亞的，包括了人類學攝影、紀實攝影、商業攝影和新聞攝影在內的形態豐富的攝影實踐發展，為我們了解當時東亞整體狀況提供了一定的視覺參考的依憑�！鳖欏P說。
《美國宿舍臺階上的宋美齡》，1916，原作藏于衛斯理學院檔案庫 展覽最后的特別版塊則延伸出去更多面向，比如“出洋留影”，因為各種原因跨出國門在海外留影的中國人肖像照片構成，包括了官員、革命家、留學生和勞工等各階層人士的影像，試圖從這個超越了地理意義的“東亞”的中國人肖像集合體里發現、了解中國人的心性的線索�！翱诎冻鞘小闭故玖艘驗椴黄降葪l約而成為中外交流前沿地帶的通商口岸城市的城市舊影。
展覽部分展出文獻 展覽將持續至2024年9月1日。澎湃新聞獲悉，展覽期間，謝子龍影像藝術館還將聚焦“歷史影像與東亞” “早期東亞攝影史” “攝影與社會學” “影像收藏與研究”等多個關鍵議題進行主題拓展，邀請來自藝術、學術界和其他學科的重要嘉賓，開展包括公共論壇、專題講座、工作坊和影像藝術交流，以及館藏書單推薦、文獻寫作等形式的公共項目活動。 |
